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，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，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。他论诗的宗旨，主要见于所著《说诗晬语》和他所编的《古诗源》、《唐诗别裁集》、《明诗别裁集》、《国朝诗别裁集》（后名《清诗别裁集》）等书的序和凡例。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，《说诗晬语》开头就说： 诗之为道，可以理性情，善伦物，感鬼神，设教邦国，应对诸侯，用如此其重也。 同时提倡 温柔敦厚，斯为极则 （《说诗晬语》卷上），鼓吹儒家传统 诗教 。

　　在艺术风格上，他讲究 格调 ，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 格调说 。所谓 格调 ，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、声调，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、富于变化的美感。其说本于明代七子，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、竟陵，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。 他的所谓 格 ，是 不能竟越三唐之格 （《说诗晬语》卷上）， 诗至有唐，菁华极盛，体制大备 ，而 宋元流于卑靡 （《唐诗别裁集 凡例》）实质上与明代前、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。所谓 调 ，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，他说： 诗以声为用者也，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。读者静气按节，密咏恬吟，觉前人声中难写、响外别传之妙，一齐俱出。朱子云： 讽咏以昌之，涵濡以体之。 真得读诗趣味。

　　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。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，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、合于 温柔敦厚 的 诗教 。其《说诗晬语》第一节就说： 诗之为道，可以理性情，善伦物，感鬼神，设教邦国，应对诸侯，用如此其重也。 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。他也讲 其言有物 和 原本性情 ，却提出必须是 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，方为可存 ，如果 动作温柔乡语 ，则 最足害人心术，一概不存 （见《国朝诗别裁集 凡例》）。所以，按 诗教 的标准衡量，唐诗已经不行了。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，还须 仰溯风雅，诗道始尊 （《说诗晬语》）。因而沈氏的论调，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，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，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。在诗歌的风格上，沈德潜把 温柔敦厚 的原则和 蕴藉 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，主张中正平和、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。 又说： 乐府之妙，全在繁音促节，其来于于，其去徐徐，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，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