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端淑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。他鄙夷那些 宴饮登临，往来赠答 之作，极力推崇陶潜（陶渊明） 屏迹躬耕，托意诗酒 和杜甫 抚时感事、爱国忧君 （《与友人论陶杜诗》）的作品。指出杜甫入川后的作品所以能振奋人心，是与他贬官后的陇蜀之行的经历相联系的。 少陵入蜀后，数岁且频移 、 不缘经胜处，焉得发奇思 （《题杜工部入蜀后诗》），又进一步肯定 公倘不来蜀，胸襟何由阔。蜀中得公诗，山川为增色 （《题杜工部草堂》）。他这些观点重视了客观事物和外界环境对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，指出贤者为诸并非 其初意欲为如是之诗 ，而是其思想感情受客观环境的感染，是感情喷发而成。从而得出了 志动而为情，情发而为言 （《与友人论陶杜诗书》）的结论。这个观点对于文学产生的根源有较为正确的认识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。 但是，由于彭端淑曾醉心制义和古文，受先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别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，加之 崇实黜浮 的先辈遗训谆谆在耳，这些又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理论中无法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潭。

　　彭端淑曾说， 作文之道有三：曰学、曰识、曰才 ， 才 即作者的文学才能。彭端淑指出： 才有大小，授于天而不可强加者也 ， 才固授于天者也 （《文论》）。他认为司马迁、韩愈之所以能 网罗古今，洞悉情事 ，是因为 天实授以绝人之才 （《文论》）。这些观点片面肯定作者的个人才能，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努力，与 有德者必有言 （程颐《语录》）的程朱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表现出了其世界观中的局限性。